1958年深秋，南昌八一广场新装的霓虹灯刚亮第一晚投资炒股配资，空气里透着潮湿的稻香。朱旦华从机关食堂端着热汤走出来，远远听见卫士低声提醒：“贺大姐到了。”这才想起，今晚约好替对方把一件旧棉袄改薄。
第一次真正面对面，是在一间光线昏黄的招待所里。贺子珍微微侧头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劳烦。”语调平静，却藏不住常年辗转留下的疲惫。朱旦华没多问，递过去一双刚换新的鞋带，气氛安静得能听见暖水瓶冒出的细泡。
此后两人隔三岔五见面。江西是贺子珍的故土，老同事、老街巷、人情味都在。她常沿着抚河慢走，走累了便拐到朱家院子歇脚。茶杯递到手里，她常抚摸杯沿，却极少抿一口。有时夜色降临，她仍静坐窗边，看对岸船灯一点点熄。
有意思的是，南昌正筹办全省工业成果展，省委妇联需要做接待方案。朱旦华忙得脚不点地，却还是挑了个星期天，想陪贺子珍出去换个心情。她心里打鼓：场馆里肯定少不了毛主席的巨幅像，不知对方受不受得了。
那天早晨细雨。两人撑着一把旧胶伞进展馆，门口正中央，一座一丈多高的毛主席挥手铜像映入眼帘。贺子珍骤然停步，肩膀僵住。几秒后，泪珠滚落，顺着脸颊滴在地板上，声音轻得像雨点。
朱旦华低声提示：“要不先到里边看看机床？”话音刚落，贺子珍摇头，目光没离开铜像，仿佛时空被拉回二十年前。片刻，她喃喃三字：“我好悔。”语调极轻，却像钝器敲在木板上，振得人耳膜生疼。
短短几十秒，展厅人流继续涌动，脚步声、讲解员的扩音器交织在一起，旁人或许只当这是一位普通参观者的动情瞬间。朱旦华稳稳扶住她，另一只手悄悄替对方擦掉泪痕。两人默默立了大约一支烟的工夫，方才挪步。
回程的吉普车里，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挡风玻璃，谁都没开口。近午夜抵家，贺子珍忽然说：“如果杨开慧还在，他不会同意我这样流离。”字句断续，却无比清晰。朱旦华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追问。
时间进入1959年夏。庐山会议间隙，毛泽东提出想见贺子珍。曾志婉拒，任务落到朱旦华头上。她知道二人早已分岔，各自的痛并非一次会面能化解，却也明白对方终究需要一个交代。
七月上山那晚，贺子珍睡不着，翻来覆去，小声说：“我好悔。”窗外松涛回响，情绪在暗夜里不断放大。第二天见面时，她猛然抢走主席手里的安眠药，警惕地说“别吃，有毒”。毛泽东愣住，轻叹：“大失所望。”
见面以后的数周，朱旦华不止一次思考：战争年代培养出的女同志，刀口舔血，却也向往柴米油盐。命运突然掉头，坚硬与柔软在同一灵魂里打架，总有人输。
有人问朱旦华，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几段婚姻。她回答得干脆：“他对家庭极认真，也极苛刻。杨开慧之死，是他一生最深的痛；对贺子珍，他给过体贴，但形势逼人，各自都没退路。”
1960年初春，展览早成过去，铜像依旧立在门口。有人路过只当历史陈设，可朱旦华每次看到，都会想到那句低不可闻的“我好悔”。短短三个字，困住了一位女红军大半生，也提醒后来人，情感与革命并非总能并行无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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